& 最后一个打击，也就是最终促使袁世凯作出决定的消息，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告诉他的。￡∝，
临时政府的海军舰船在天津南部东隅（现黄骅市）附近海面出现，并放出小船作登陆的测绘和尝试。
英国人不希望打下去了，美国人倾向于临时政府，排除了这两方面的原因，袁世凯也知道不能再打下去了。
五镇强军，再加上毅军等部队，此时已经全面铺开，机动兵力严重不足。如果临时政府真的抽调军队由东隅附近登陆，将没有足够的兵力来进行抵挡。而革命军便将直接西进，攻取沧州，切断段祺瑞所部的退路。
如果命令段祺瑞所部后撤，与登陆的革命军作战，也不可能退得太远，放弃设在德州的北洋机器制造局。分兵则势弱，合兵则无法弥补破绽，这便使北洋军陷入了两难境地。而且，这还没有考虑到东北安定后，出关直逼京师的布置。
临时政府已经拉拢，或者说是团结了大多数反袁力量，并使列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。除了日俄希望中国继续动乱下去，其他列强都希望中国能尽快稳定。因为，新一轮的资本竞争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临时政府雄心勃勃的建设计划不借外债是难以完成的。
对此，袁世凯感到了深深的无奈，形势如此，他知道已经无法再打下去了。段祺瑞连续发来急电，请求后撤，以免被断了后路。南方的老朋友张謇等人也发来电报，苦口婆心地劝他尽快接受临时政府的条件。否则——用通俗的话说就是：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。等北洋军真被打垮，不仅什么都没有了，连性命都无法保证。
袁世凯知道这话不是吓唬他。弹药、粮饷已经难以支撑。如果北洋军因为欠饷而变成了乱兵，那所有犯下的罪行就将由他一个人扛。趁着北洋军还有实力，趁着北洋军还在自己掌握之中，尽快结束战争，给自己和北洋集团众人争一个前途，似乎是明智的选择。
停火。和谈，南北两军又恢复到了之前的状态，但形势已然不同。金陵制造局、上海制造局、崖州兵工厂、郴州兵工厂依然在按战时规定，加班加点地生产。制造出来的火炮、枪枝、弹药不断被输送前方，加强着革命军的战力。而后方还在编练新军，向着满清所拟定的全国三十八镇陆军的目标前进。
作为一个大国，特别是一个人口大国，三十八镇陆军实在算不上多。而且，扩充军备。这也适应了国际上的形势，各个国家都在整军经武，尤其以欧洲国家的势头最是迅猛。
当然，三十八镇陆军还远不是最终的目标。但作为一个刚刚开始转型的农耕国家，在两三年内恐怕都是支撑的极限了。
和谈重开，但形势已大不相同，之前是以南就北，至少表面上如此；现在则是以北就南。谈判地点改在锦州，陈文强是以地主的身份进行主持。
袁世凯声名大跌。已经不再是人们心目中总统的合适人选。自然没有什么“虚位以待”了，也就没有各部部长人选的激烈争夺了。令人惊讶的是，陈文强在占据上风的时候，并没有咄咄逼人，而是态度和蔼，对袁氏一方的要求都是认真考虑。尽量予以比较满意的答复。
国防部长袁世凯，陆军次长段祺瑞，外交部长陆征祥，公安部长赵秉钧，冯国璋、曹琨等各镇统制也都尽数留用…….显然。这样的让步使和谈变得轻松容易了很多，连远在北京的袁世凯都感到了意外。
显然，袁世凯知道这可能只是权宜之计，临时政府日后恐怕会有招数来分化瓦解北洋集团，但他已经拖不起了。如果和谈再被拖延下去，他对北洋军将有失控的危险。而且，北洋军现在就有军心不稳的迹象，军官对和谈屈服不满，士兵则存有疑虑，担心被解散，或者因为与革命军血战多时而遭到打击报复。
本来在和谈前便应该由陈文强代表临时政府公布一个协议，说明“南北汉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，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”。
但陈文强却有自己的说法和先决条件，那就是北洋第一军的官兵应让开京汉铁路，分别转至河南洛阳和江苏阜阳驻扎，成为河南、江苏的卫戍部队；北洋第二军的两镇则分别划归北京军区和山东军区，也指定了驻地；北京的曹琨一个镇，则要分兵两半，一半入东北，一半进山西。
很简单而明显的分而治之，北洋军将被分别安置，难以再抱成团，中原和京畿地区则将进入大批革命军，控制局势。
对这样的调动，北洋将领们是不满且失望的。他们纷纷向袁世凯发电，要袁世凯态度强硬一些，否则不惜与革命军战斗到底。
落差比较大啊！北洋军曾经势倾一时，狂妄而自大；现在呢，则被东调西调，似乎完全不被人家看在眼里。
但陈文强对此却不作出任何让步，并在媒体上发声，严厉指出不服从临时政府号令的军队不是国家军队，战力再强也不会被接纳，并用民脂民膏供养，等待他们的除了剿灭便是解散。如果听从号令，则他可代表临时政府作出承诺，绝无解散之计划，北洋军将划归国防军，待遇与全国各军一致。
这样一来，北洋军中的军官和士兵便产生了对立，军官想借兵要挟，士兵则并不希望走到最后一步，而北洋军官向士兵的解释又得不到信服，群情汹汹，竟有兵变之势。
本来兵变可以作为要挟上级的手段，且袁世凯也用过，但他却知道此时绝对不行。
袁世凯知道临时政府之所以委他国防部长的要职，就是因为他对北洋军的掌控。如果发生兵变，不仅使他的威望在国人心中大打折扣，也意味着他对北洋军失去控制，那他还有什么价值？
因此。袁世凯一面频发电报，软硬兼施地要北洋军将领服从大局，不可轻举妄动；一面调回段祺瑞，命令他前往各部督促服从。
但袁世凯万万没有想到，兵变竟然是在北京爆发，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。而这沉重的打击。竟然是他的儿子袁克定策划指使，实在是坑爹之至。
据《时报》所载：晚八时，齐化门外所驻第三镇之九标炮辎各营兵变，攻入齐化门，因传说将下剪发令，又因军饷未发，遂尔哗溃。又闻枪声甚急，火光再起，变兵大肆抢掠。以东四牌楼一带为……至三时后，各处火势渐衰，枪声渐少……
北洋陆军第三镇以索饷为名发动兵变，结果是商民遭抢劫者千余家，京奉、京汉铁路局，大清、交通、直隶三银行亦遭劫掠，损失惨重。
到了第二天早上，蒙在鼓里的袁世凯见到儿子袁克定。连连叹息：“予练兵三十年，威信一旦丧矣！”却没想到。袁克定正是坑爹的罪魁祸首，而袁克定心里还暗自得意，觉得此举必可抬高乃父身价，并能要挟临时政府，争得更好的条件。
但事实无情地给了袁克定接连的打击，北京兵变不仅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。反倒给袁世凯惹来了更大、更多的麻烦。
各家报纸陆续刊登有关消息，国内的《大陆报》称“袁世凯之威望因此顿失”；《时报》指出“兵变蔓延，袁世凯之咎无可辞矣”；莫理循在报纸上发表文章，写道：“袁世凯最亲信的士兵和卫队也参加了这次兵变，使我感到痛心已极。我一直认为第三师是可以完全信赖的……人们在过去几个月里一直把袁世凯说成是大局的希望。但这整个事件对于袁世凯来说是丢尽了脸。”
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，京城气氛也非常紧张。《顺